歷史使命
談到當代大學生的歷史使命,我們不能不認真地回顧一下歷史,看看歷史上的一代代先人如何自覺地肩負起民族的重任。歷史清晰地記載著:1919年5月4日,北京的幾十位青年學生作為廣大民眾中覺醒的第一批人,是他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“五四”愛國運動,使歷史的車輪驟然駛進20世紀中國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時期。在此之后,中共“一大”的13名代表,其平均年齡只有28歲,最年輕的僅19歲,他們中許多人都成了爾后中國革命的中堅。新中國成立之初,一大批年輕人在黨的召喚下到蘇聯學習,用所學知識投入百廢待興的祖國建設。由此看出,年輕人往往都站在歷史發展的風口浪尖,他們是推動歷史前進的重要動力。馬克思、恩格斯曾經指出:“作為確定的人、現實的人,你就有規定,就有使命,就有任務。至于你是否意識到這一點,那都是無所謂的。這個任務是由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而產生的。”從老一輩革命家和建設者的身上可以得出一個結論:“你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系”正是歷史的需要,國家的需要,社會發展的需要。
那么,在改革開放的今天,社會發展的需要又是什么呢?江澤民同志的“三個代表”思想,再次為我們提出了新世紀我國的發展目標,即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,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,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“四化”大業。那么,什么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呢?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,黨和國家把工作重點全面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,把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作為首要任務。如何才能提高生產力呢?因為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”,所以,我們國家及時地制定了“科教興國”的宏偉戰略,以此應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。也只有這樣,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富裕才不是空談。
時代在召喚年輕人去堅定地履行新的歷史使命。我們大學生是青年中有較多機會接受現代科學技術教育的一部分人,是“科教興國”戰略的受益者。我們在受益的同時,也應是“科教興國”的實踐者和完成者,應當義不容辭地挑起振興祖國科技事業、迎接新技術革命挑戰的重擔,從而成為祖國振興的中堅力量。我們中國人已經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良機。在以計算機為標志的信息化革命浪潮中,我們同樣吃了大虧,比如在不少行業只能做些信息業下游的產品,沒有自己的平臺,沒有自己的品牌,被外國人占盡了便宜。1998年,在我國人民與特大洪水作斗爭的時候,日本人雖然也派出醫療隊,帶著藥品到洪澇重災區進行“紅十字”服務。事后得知,在抽血的過程中,日本人竟帶走了極關鍵的一部分血樣,回國后經過分離、提純,得到許多珍貴的我國民族所特有的基因,并用其中有益的基因制造出特效藥物,獲得了巨額利潤,還專門申請了國際專利。這不正是我們國人科技意識缺乏造成的結果嗎?如此多的漏洞應由誰家補償呢?責任已一步步落到我們年輕一代身上。我國要發展,就必須對外開放。而與外國人打交道,還得學會競爭,并且在競爭中努力取勝。
中國在經歷了14年的艱難談判后,終于在2001年成功地加入WTO。經濟全球化和WTO,是以科學技術在經濟發展中占據的強國地位作為支撐條件。一個國家對高科技的擁有程度,極大地影響著它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和在WTO的游戲規則中的強勢和弱勢。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,在經濟全球化和WTO中無疑處于強勢。它們除了資本的優勢之外,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掌握了世界的大部分高科技資源,其中包括人才資源。有了人才,就有了高科技;有了高科技,就能贏得在全球化中的有利地位。人才不是憑空得來,人才的獲得主要是靠教育培養。現在,“科教興國”已成為我國全民族的意志和共同目標,而高校又是“科教興國”的主力軍,肩負著為社會輸送全面人才,為經濟建設服務的重大責任。當代大學生,只有努力使自己成才,將來才能服務于社會,貢獻于社會,這是我們成才的根本方向和既定要求。
那么,如今的大學生又怎樣才能成才呢?近些年,在一些高校乃至全國許多行業和部門,考“托福”、考GRE幾乎成了一種社會時尚,成了許多有為青年奮斗的最高目標。談到底,有些人的學習目的無非是為了出國。走出國門開闊知識視野,其實并不是件壞事。但不少人卻是“一去不復返”,寧愿在西方國家低人一等,也不愿回國效力。國內有項統計,八十年代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6名賽手,當今除一人仍在上海,一人不知去向,其余4人全在美國。當初,微軟要在北京成立微軟(中國)研究院,一下就用高薪網羅了國內該領域最頂尖的十幾名科學家。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培養人才,往往只落得“為他人做嫁衣裳”的結局。如此惡性循環,國家如何能迅速發展?
要解決以上問題,就必須大力培養政治和業務全面發展的人。在知識經濟時代,對人才的衡量標準,不僅要看其智力因素即知識水平,更要看德育的種種表現。“德”的標準是很寬泛而實在的。但真正佩稱為人才的,至少首先是一個合格的公民,必須遵守國家法律,履行基本的社會道德。一個人道德品質不好,與社會格格不入,他的智商再高,也很難對社會做出貢獻。千萬不要忘記,當年掌管奧斯維辛集中營焚化爐的一批希特勒信徒中,就有戴著醫學博士耀眼頭銜的出色科學家。宋朝司馬光在總結前人做人經驗的基礎上,曾特別強調了“道德足以尊主,智能足以庇民”的人才判斷標準。據報道,前幾年北京四中有位學生會主席,學習成績很好,工作能力也強。在高三復習期間,有一家大型跨國公司派人與他聯系,為他提供免費到美國波士頓某大學留學的機會,條件是學成后需為該公司服務。盡管答應這個條件即意味著他可以不用參加當年殘酷的高考,而到美國直接接受良好教育,還意味著他可以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節省一大筆開支,并且他未來的事業也可能一帆風順,但他最終還是拒絕了這個邀請。這名同學在高考中不僅考入了名牌大學,并在畢業后被分配到國家安全部門工作。可以說,他就很好地做到了國家需要與個人發展的統一,成為當代大學生的光榮典范。
“五四”時期,青年學生們紛紛將“救國、救民”作為自己的最高使命,如今愛國的表現已不再是救國,而是興國、強國。當代生產力對科學技術的依賴越來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隨著經濟的全球化,國家間的較量日益轉向科技創新能力的制衡,一個國家的技術單憑模仿、引進已不能保證經濟的真正優勢,作為新世紀的大學生,我們理應擔負起振興祖國科技事業的歷史重任,努力使我國盡早地屹立于世界強盛民族之林。
社會責任
“當一名志愿者,到西部去,這是我多年的夢想!”
“到祖國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去,是當代大學生的責任。”
“把青春和智慧貢獻給我們的時代,是我們每一位大學生應盡的義務。”
這是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啟動連日來,首都各高校志愿者共同的心聲。
“去西部,將使我的人生更加豐富多彩。它將磨練我的意志,培養我的品格。”6月15日晚10點50分,面對記者,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預防醫學專業學生莫鋒由衷地說。那首《絲綢之路》樂曲,曾喚起出生在廣東清遠、今年23歲的莫鋒對西部那種純凈大自然的向往。“我能想象那里的貧瘠,但作為大學生,參加建設西部,責無旁貸。”今年2月份以來發生的非典疫情給國家帶來的嚴峻挑戰,更堅定了他服務西部的信念。為此,5月中旬,莫鋒還給有關中央領導寫去了一封信。信中他建議國家能制定更多的政策為西部吸引人才,留住人才。他說,大學生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,使他有了實現自己報效祖國的機會。為此,他毅然決然放棄了已和深圳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達成了的就業協議。他表示:“能到西部去做一名白衣戰士,傳播知識、播灑文明、奉獻愛心,是我人生中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”
面對服務甘肅貧困縣的抉擇,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華偉興致勃勃:“當代大學生應該更多地思考:‘我能為社會做些什么?’而不是社會能給我們些什么。”“我是學青少年教育工作的,我希望通過我的努力,鼓勵、幫助更多的西部孩子成長、成才,用他們的智慧建設自己的家園!”來自江西革命老區、今年23歲的華偉對未來信心滿懷。
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分校年僅21歲的管鋒已不是第一次當志愿者了。2001年在北京舉行的第21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,他就有幸當上了“彩虹志愿者”。“父母對你志愿服務西部支持嗎?”“當然,兒行千里母擔憂啊!但作為一名大學生,尤其是共產黨員大學生,在祖國和人民需要我們的時候,我們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責任,是模范帶頭作用。”管鋒說,他的父母都理解他,并表示了支持。
“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比起我們的父輩少了很多吃苦的機會,我的父母就經常跟我講,只有經過磨難,才會知道生活的甘甜。我想擁有了服務西部這樣一段經歷,經過這樣一種鍛煉,培養起自己吃苦耐勞的品質。這樣,當我面對困難的時候,才能游刃有余。”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23歲的徐彩峰真誠地表達了他當志愿者的心情。
做志愿者,服務西部,建設西部!大學生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在高校引起了強烈反響。在中國人民大學、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,已經有許多有志青年學生報名參加志愿服務西部計劃。
引導那些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優秀大學生到西部去、到基層去、到祖國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,知國情、受鍛煉、增閱歷、長才干,同人民緊密結合、為祖國奉獻青春,是具有時代特點的舉措。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趙勇認為,現在的青年生活在改革開放時期,受到的磨練,經受的艱苦并不多,對他們來講,以志愿者服務的方式到西部去,了解國情、磨練意志、增進同人民群眾的感情,提高自身素質,既為祖國建設作出了貢獻,也是一種十分需要的鍛煉,為他們的成長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。過去參加過團中央發起的扶貧接力計劃的青年志愿者,通過志愿者服務,他們在各方面經受了鍛煉,許多人完成志愿服務后,回到原來工作崗位都成為業務骨干。完全可以預期,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的實施,將培養造就一大批既有現代科學知識、又有基層工作經驗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優秀青年人才。
面對志愿者服務西部計劃,志愿者們說,他們只是在做當代大學生應做的事情。他們說:“沒有優惠政策鼓勵,我們也會去!”他們共同的心聲是:一個有理想的青年只有將自己的前途和命運與祖國強盛、人民的幸福緊緊相聯,努力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獻給他的那個時代,生命才有意義,青春的歲月才會更顯生動、精彩